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我们并不反对消费，因为这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但我们也要看到：把挣来的钱都用在消费上，用在个人享乐上就意味着走向衰亡。浮华和享乐不仅断送的是个人前程，同时也是整个民族的前途。(《北大为证》，103页，中华工商联合1998版)

五，跨文化传播

我们处在一个国际大交流的时代，随着国外广告的出现，外来文化正在逐渐地成为中国人，特别是城市居民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世界以往的和当代的各种创造活动的杰作不断地向我们展示，我们头脑中的世界图景也因此有了极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应该承认，广告在跨文化传播中有其积极的特性。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弱势地位，这种传播越来越带有一种话语霸权的味道，因此，它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广告的主要目的在于推销商品和能用货币计值的服务，所以，往往会提倡那些牺牲其他价值以赞美占有与消费的看法和生活方式。如对某一种具体物资的占有硬被吹成是一种社会标准，结果，没有这些东西的人们便不得不产生一种比人差一头或不合时宜的感觉，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

为取得尽可能多的商业利润，各种报刊、杂志、书籍、电影、电视、广播等，根据广告商的要求，将各种低级、无聊的东西充塞其中，而不惜牺牲它的文化价值。广播电视出卖时段、报纸出卖版面，其中制约着所有生产者活动的是经济杠杆，而并不一定是生产者个人的品质和爱好造成的。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它们直接或通过子公司给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提供广告客源，当然，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的人生观、价值观。

在广告的跨文化传播中，最为成功的一个概念是休闲。在平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很低下的中国，人们却已经在无形之中接受了美国核心价值的概念：“好生活”，这意味着鼓励接受方便和显示豪华，意味着对省时产品的兴趣和加强闲时的活动。“闲适”不再为人们提供一种内在的超越努力，而只是成为逃避今天的最好藉口。在对生活的摩娑与把玩中，渐渐失却其关怀的激情，并且复活了游戏人生的传统的平庸心态。数不清的服装、鞋帽、家具、饭店甚而旅游公司，都纷纷亮出休闲的旗号，以此来诱惑市民的消费。人们惬意地逛商场，上舞厅(当然是蹦迪，而不是听评弹)，悠闲地啜饮着雀巢咖啡(当然不会是茶)，而正是在这种直接的消费行为中，时间的私人意义开始呈现出来，而所有有关“契约”的重要意识也在这种时间的私人消费中朦胧地产生。在时间的私人性中，“精神”被“休闲”悄悄抹去，并且确立了今日城市平庸的文化取向。只不过，一些讲究理想境界的中国人，仍想要从感性生活中去探求一条理性道路来，似乎越来越不容易看得那么清晰，于是，在纠缠着自己的感性生活中，他们往往感到目标的失落，从而觉得生活的无聊、枯燥、难忍起来。这一切看起来，更像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身份危机”。“身份危机”的含义是：社会不愿再接受它过去的自我形象，它不再承认它那至今为止人们普遍认可的传统，结果这个传统也就失去了它维护整个社会的力量。于是，文化体系在社会化过程中不能向个人提供一种有意义的感觉，促使他进行国家和社会--经济制度所需要的那种活动。

六，幻觉文化

广告的本质是说服， 因此， 它最常采用的方法是利用消费者想要有所成就的干劲和急于仿效的心理，运用隐蔽的操纵术，对顾客的感情施加影响，发挥最大程度的感染力，排除客观的考虑，提出不合逻辑的假设，吹捧消费品的物质优点。广告的主旨是诱导和赞美，它从不批判检讨哪怕是十分恶劣的商品。为了完成说服这一任务，广告大言不惭地作着种种吹嘘，并且开始以一个允诺者的形象出现。一袋极普通的食品广告却提醒我们：它同时意味着人的兴旺、家庭旺、身体旺、事业旺、爱情旺……总之无所不旺，它成了一张通行证，导引着我们走向一个光辉灿烂的境界。广告们许诺只要走进某家精品商厦，就能“叩开名流之门”，或者使用什么什么的肥皂，则能“青春永在”。在今日中国，还有什么能比广告更具煽情力？消费者乐意接受这样一种允诺，因为它所费无几，又适应了消费者的接受可能，人们用金钱买回一个梦中的憧憬。广告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购物指南，广告创造了一个世界，一个“市民”的世界，它在推销商品的同时，也在推销有关市民的欲望、利益、期待、对世界的看法以及朦胧着的政治文化要求，并且大言不惭地给出种种承诺。今日城市的居民，利用广告来慰藉自己种种善良的欲望，或者鼓励着自己艰难生存的勇气和信心。他们要求广告的，不是对此在的批评和揭示，而是要求一种对明日生活的美丽允诺，一种世俗幸福的保证。因此，广告在其意识形态上的虚伪性或者欺骗性已经隐隐可见。

由此可见，广告文化本身是幻觉文化的一种，它所有的温情脉脉和刺激，都是以想像的方式向人们提供的，它与人们生存的现实并不发生直接关联。幻觉文化的功能在于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人生关怀。但是，幻觉文化的允诺是虚假的，对于更多的民众来说，那一切都是只能期望而毫无指望的梦想。当消费者从广告的幻象中走出、当消费者付钱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允诺时，消费者感到的往往并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而且还有对社会公平原则的疑惑：为什么这些虚假的现象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为什么虚假的允诺能大行其道？长此以往，人们必然会对社会公正的代表----政府的权威性发生怀疑。一旦人们的信任感出了问题，社会的运转就会大打折扣。